新加坡本地有35%的企业提供灵活工作安排，比2007年的25%提高了10个百分点。
在采取灵活工作制的企业当中，提供兼职工作的企业最多，约三分之一的企业允许员工转做兼职，即每周工作少过35小时。
私人企业当中，餐饮业、零售业及酒店业者提供较多的兼职工作机会，这些行业的工作时间一般比较长，雇员流动性也较高。
新加坡人力部在今年6月至9月，向3410家私人企业及政府机构展开调查，它们共雇用104万7300名员工。参与调查的每个企业及机构至少雇用25名员工。
雇主意识到员工工作生活须平衡
这些数字，收录在人力部日前公布的两年一度的《2010年度就业状况》报告中。
新加坡从2008年的经济谷底走出来，2010年强劲的势头给经济结构带来一定的变化。人力部这些数字在一定程度上，反应了这些变化。
调查也折射出雇主现在意识到员工的工作与生活必须寻求平衡。
虽然调查显示，推行灵活工作制的企业近年来已增加，不过它们多提供兼职工作，采取其他灵活工作方式的企业还是相当少。
工作时间方面，约6.5%雇主允许雇员错开工作时间（staggered hours），在不同时间上下班。
除了更灵活的工作时间外，雇主也能让员工在办公室以外的地点工作，比如在家办公。不过，这么做的雇主还是占少数。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，让员工利用通信科技远程办公的雇主只占2.8%。
允许员工在没有通信科技协助下在家办公（homeworking）的企业更少，只占1.9%。
两人分担同一份工作的“工作分担”（job sharing）制度更是罕见，只有约0.6%雇主提供这样的安排。
仅10%员工享有超过21天年假
另外，调查也显示，仅有10%的员工享有超过21天的年假，但这数字比2008年的9.1%，和2006年的8.5%来得高。人力部表示，比例的提升，可能是因为很多人工作上获得提升，基本上，经理和执行级员工享受较好的年假待遇。
而在金融业和教育界工作的员工，通常有超过21天的年假，这数字分别为45%和34%。
虽然如此，近六成（59%）的员工无法享受15天以上的年假。这数据与2008年和2006年相同。
除了年假，雇主也允许员工申请其他“亲家庭”的假期，让他们可以享受天伦之乐。
数据也显示，有87%的雇主允许员工请丧假。有69%雇主提供婚假，48%提供陪产假。
新加坡人申请病假的趋势保持稳定。2009年，有55%的员工申请至少一天的门诊病假，平均天数为4.7天。申请入院病假的国人只占4.3%，平均天数为14.9天。
2007年里，有55.8%的国人申请门诊病假，入院病假百分比为4.6%。
五天制的工作周依然是最普遍的，有42%雇员遵循这样的安排。有18%的员工做轮班制，17%每周工作六天，每周工作五天半的，有16%。
新加坡人力部表示，轮班制数字从2008年的14%提高到今年的18%，可能反映两所综合度假胜地聘请大量的轮班制文书、零售和服务人员。滨海湾金沙在11月指出，大部分是新增职位，包括餐饮侍应生、领班、客户服务员、保安员和代客停车司机等。
年长者转为自由身 灵活应对经济危机
新加坡人平均寿命日益延长，社会价值观也在变化，让34岁的洪华隆察觉到，这可能会影响未来劳动力市场的结构。
他说：“我们现在工作到62岁就退休，发现前面的路还很长，马上停止工作有点像跳下悬崖似的，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。”
于是，洪华隆在2009年年末设立了Flexecute灵活工作人才介绍所，给有需要的公司介绍可以自由身、在工作安排上很灵活的人才。据他所知，Flexecute是我国首家这类的职业介绍所。
去年金融风暴来袭时，一些人饭碗不保，而65岁的陈展鹏却有很多赚钱的工作，他在同一时期可以给四五家公司提供人事咨询，同时在学校讲课。最忙的时候，一天得工作20小时。
他笑说：“人老了，睡眠需要比较少，精神却一样抖擞。”
陈展鹏曾经历过工作不保的时候，他1997年加入印度尼西亚的金光集团（Sinar Mas）担任集团人事部副总裁。在1998年印尼爆发反华暴动时辞去工作，接着碰上金融危机，找不到工作。
他说：“经济复苏时，我已经快要60岁了，没有公司想聘请快要退休的职员。”
于是，陈展鹏当时决定，凭着自己在这行业的多年经验，转为自由身，成为人事咨询顾问，转眼已有10多年。
他认为，就是因为他的工作性质灵活度高，所以不太受去年金融危机的影响。他说：“我们作为企业的单一项目外聘专才，可以俯瞰整个局面，提供客观的意见。”
六个月前加入灵活工作行列的李春莲（37岁）是名母亲。她在网上论坛和其他母亲交流中发现，越来越多职业母亲选择灵活工作。
她说，现在社会比较开放，女性想在事业上有一番作为并不奇怪。孩子小的时候可能需要多点时间留在家里，孩子长大后，她们又可以重返全职劳动市场，而灵活工作安排确保她们不与行业脱节。
转当自由身人事咨询顾问，让她踌躇许久。因为自由的工作时间，生活很容易失去规律。
她说：“转入兼职或自由身，你的薪水会失去一大部分，收入也不稳定。我和丈夫讨论了很久，计划好家庭开销后，才决定转入自由身人事顾问。”
抛开收入的问题，李春莲认为生活中还是有更重要的，她不想成天为了工作，错过了孩子的成长岁月。
她说：“幸亏有了这样的灵活工作安排。说到底，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和家人共处的时间更珍贵了。”
灵活工作制下 职场得利 家中得意
吴晓吟（44岁）是个职业女性，但她不是典型的上班族。
今年9月刚加入马来亚银行（Maybank）的她，是公司营业分析部经理，她每周只需工作四个半天，以及一个全天。在我国，每三家公司中，就有一家有这样灵活的工作安排。
新加坡人力部公布的报告显示，本地有约35%的企业提供灵活工作制，比2007年的25%企业来得多。虽然数字明显提升，但是雇主也表示，实行灵活工作制，知易行难。
一项在10月公布结果的，由全国职工总会妇女发展秘书处进行的非正式调查报告显示，虽然大家对灵活工作安排有认识，但90%的受访雇主表示，要落实灵活工作制并不容易。Flexecute灵活工作安排人才介绍所总裁洪华隆（34岁）说：“实行灵活工作制，是个全球趋势，但在新加坡推行比较慢。”
虽然目前还不普遍，但负责指导公务员体制人力资源政策的公共服务署认为，它的普遍落实，有一定的迫切需要。
该署的职业规划与人才招揽司长贝尔纳黛特说：“我国今天的劳动力是多代的——有年长雇员，有为人母者，有Y世代的青年。要吸引并保留人才，雇主必须解决不同的生活与工作平衡的需要。”
但实行灵活工作制的障碍依旧存在，比如说，员工担心雇主不了解自己的工作，而雇主见不着员工，可能对方在偷懒。
雇主联盟董事杨妙莹说：“沟通是关键。有了交流，雇主和员工都能清楚认识到对方的立场，灵活工作制也就容易实行了。”
信任和绩效指标很重要
而对公共服务署人力资本司长许志伟来说，信任和制定关键绩效指标（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）也是必要的。这么一来，主管就不必微观管理在灵活工作安排下的职员，因为双方对工作和成果都有共识。
可是对资源相对单薄的中小型企业来说，要构建一个适合灵活工作安排的工作场所并不容易。
新加坡中小型企业协会主席廖振兴（52岁）解释说，中小型企业劳动力少，只要任何一个职员不在公司，对工作流程影响很大，也因此就产生出很多公司内部信任的问题。
1992年创办的SP咨询公司十年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。由于公司的咨询顾问多半时间在外奔波，创办人梁伟志当时就干脆让公司的员工远程办公。当时仅有八名顾问的SP咨询公司省下了一大笔租金。
万事起头难。梁伟志（50岁）说：“实行时，有太多信任的问题。我们在评估工作表现时，是以整体表现来评估，一些员工就趁机偷懒。”
于是，公司优化其评估机制，在员工薪金中，加入了可变动部分。员工如果要在基本薪水外多赚一笔，就必须有杰出表现。公司通过工作量和顾客满意程度来衡量员工的工作表现。有了这些指标，公司也就更放心让员工各忙各的了。
梁伟志说：“员工只要能交差，下午三点去看场电影没问题。都是成年人了，不必什么事情都监督。”
这样的沟通与互信，让雇员开心，雇主也放心。
吴晓吟就是受惠者之一。她非常重视家庭生活，并把她的要求告诉雇主。在灵活工作制下，她在职场上得利，在家中也得意。有了沟通和雇主的信任，吴晓吟在这新型的劳动市场中，成为一个能顾家的职业女性。
她笑说：“下班后，我就回家陪我的两个儿子。他们可能不太喜欢我坐在家里看着他们温习功课，但现在已经开始习惯了。”
（佚名）